1662年，葡萄牙公主凯萨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。她的嫁妆不仅包括位于摩洛哥的军事重镇丹吉尔（Tangier）、印度大陆的明珠城市孟买，以及价值80万英镑的财宝，还有中国茶具和茶叶。这是英国人最早接触到茶。很快，这种典雅浪漫的东方饮品就风靡了英国上流阶层。其实，英国人当时喝不到口感最好的新茶。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，至少需要8个月，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。爱好吃糖的英国贵族发明了往红茶里放牛奶和糖的喝法，日久天长，这种暴殄天物的土豪作风居然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英伦茶文化。到了18世纪中期，不仅是上流阶层，就连普通的工人也已经手不释杯。英国人一早到晚都在喝茶，每天的下午茶更是必不可少，就像一首英国民谣里唱的：“当时钟敲响四下，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。”

　　唯一令英国不爽的是，中国垄断了茶。欧洲人对如何制茶所知甚少。著名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动植物命名双名法和生物分类系统，但饶是博学如林奈，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，他认为绿茶和红茶来自两种不同的茶树，一种叫绿茶树（Thea Viridis），一种叫红茶树（Thea bohea）。到了17世纪，茶叶在中国的出口中就超过了丝绸和陶瓷，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品。中国生产的茶叶，有五分之一出口到了英国。白银大量流入中国，英国出现了贸易逆差。

　　后来，英国发现了一个纠正贸易失衡的办法，那就是把鸦片从印度出口到中国。鸦片是从罂粟中提炼而成，生鸦片有一股刺鼻的尿碱味道，经过烧煮和发酵，就成了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，熟鸦片会发出一种强烈的香甜气味。清朝晚期，鸦片在中国流传甚广，一开始是王公贵族们吸食，到最后已经遍及贩夫走卒。1822-1837年，鸦片销售增长了5倍。白银开始反向流动，源源不断地流出中国。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，引起英国的不满。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，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。

　　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清朝割让的香港，而且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，但它又开始担心，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，不再从英国属地印度进口，该如何是好？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尤其重视这一问题。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，但这一垄断权到了1833年已经被撤销。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其基业长青的办法，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：从中国把茶偷过来。

　　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罗伯特.福钱（Robert Fortune）的园艺师。福钱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小镇Edrom，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，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。但他是中国开埠之后，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。从1843年到1846年，福钱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，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。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：荷包牡丹（Bleeding heart）、蒲葵、紫藤、栀子花、芫花、金桔，等等。在维多利亚时代，英国举国上下，都有对园艺的狂热。从民众来说，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田园生活，英国的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想在阳台后院，种点花花草草，算是寄托了一种怅然若失的乡愁；从大英帝国来说，这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，通过植物的移植，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，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，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

　　回到英国之后，福钱在切尔西草药园（Chelsea Physic Garden）做园长。切尔西草药园始建于1673年，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。1848年5月7日，著名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（John Forbes Royle）到花园里拜访福钱。他是代表东印度公司，邀请福钱再次前往中国的。东印度公司一直尝试在印度种植茶叶。 1824年阿萨姆并入印度版图，但英国人一直不知道拿这块荒凉的地方干啥才好。后来，一对茶商兄弟在阿萨姆的山岭上发现了野生茶树。当地人并不喝茶，但他们会把茶树叶子含在嘴里起镇静作用。东印度公司还在云雾缭绕、降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区尝试种植茶树，他们用的树种来自中国，大多来自广东地区，而广东并非上等的茶叶产地。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运到伦敦之后，伦敦的茶商一致觉得，这些茶看起来品相很好，但就是没有中国的茶那样有一股清香。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要想生产出一流品质的茶，只能到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，把中国的茶种、制茶技术统统偷过来。

　　福钱很快就上路了。他先到了上海，雇了一位姓王的“康白度”（comprador，即买办）。王是安徽人，家里就是种茶的。福钱从上海出发，经过杭州，辗转到了安徽。 中国官府对茶叶生产一向管制甚严，鸦片战争之后民间的排外情绪日涨，福钱自然不能招摇过街，他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，剃了头，头发上缝了一条假辫子，还学了几句含混不清的中国话，比如：“我是从长城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”

　　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，这里地处安徽南端，距离黄山很近，峰峦攒簇，松萝掩映，危石戛泉，幽岩密箐。松萝山上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，土层深厚，特别适合茶树生长。福钱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茶园的外国人，他把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。有些工序让福钱倍感困惑。他注意到制茶的工人把一堆粉末状的东西掺进茶叶，有一些他认出来了，是一种叫普鲁士蓝的染料，还有一种闻起来有臭鸡蛋的味道，其实是生石膏。他问工人，为什么要掺这些东西啊？工人狡黠地一笑：为了糊弄老外啊，老外喜欢茶叶看起来很绿，越绿，他们就愿意掏更多的钱。福钱大概估算了一下，100磅的茶叶里，差不多掺了1磅半的石膏！

　　福钱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，运回上海。1849年1月，福钱把第一批茶苗、茶籽发出，运往印度。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，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。英国人更喜欢红茶，因为喝红茶能放糖，喝绿茶不能。凯萨琳公主的嫁妆里带的就有几箱正山小种。福钱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，弄清楚红茶和绿茶区别的英国人。红茶喝绿茶的差别，在于多了一道发酵工艺。福钱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：大红袍。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，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，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，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“黑茶”（black tea）。

　　从武夷山回到上海，福钱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。他的茶苗和茶籽几乎全军覆没。福钱寄出了上万株茶苗，还有几箱茶籽。这批货从香港出发，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，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，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，到达阿拉哈巴德（Allahabad）。由于恒河水位太低，又耽搁了一个月，到五月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（Saharanpur）的茶园。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钱从中国运来的茶树。福钱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，到了阿拉哈巴德，好奇的警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：他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。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，13000多株茶苗，只有1000株存活，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。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，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，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。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。福钱运过来的茶籽呢？情况更糟。没有一颗发芽，全部发霉烂掉了。

　　福钱接到这样的坏消息，真是欲哭无泪。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困难，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？这时，福钱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（Nathaniel Bagshaw Ward）在1830年发明的“沃德箱”。沃德箱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，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期存活。白天，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，晚上，植物释放氧气，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，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。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长异常缓慢，但不会枯死。福钱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，他把茶籽放在桑树苗的土壤里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，运到印度。结果非常成功，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。

　　于是，福钱开始准备凯旋而归。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，总共达两万株。福钱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：火炉、炒锅、锅铲，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。福钱准备了制茶时为了添加香味经常使用的植物：茉莉、香柠檬。最让福钱得意的是，他还雇佣了八个手艺精湛的茶农，带他们一起去印度。按照福钱的要求，这八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，因为福钱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国人，觉得他们不够淳朴老实，这八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，因为福钱知道，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。福钱想得还更周到，他又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。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，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过粗糙，密封性不好。

　　1851年2月，福钱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，从上海启程。3月15日，他们到了加尔各答。4月，福钱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。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，长势喜人。福钱数了一下，至少有12,838株茶树，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。此后，不到20年的时间，印度大量种植茶树，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。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。

　　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盗窃。就好比有人窃取了可口可乐的配方、微软的Windows代码，或是Google的搜索算法，英国从中国偷走了茶。但无论是福钱，还是东印度公司，都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。相反，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，一次胜利的攫取。凡是人所有的，他们都想要有。他们豪情万丈、理直气壮，因为，那是另一个民族的“野心时代”。